重磅丨国际奥委会前副主席庞德：为何说抵制奥运会是短视和消极的？

奥运会期间，来自所有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不同政治立场的运动员走到一起，和平友好地竞争。在这个复杂的、极化加剧的世界里，奥运会就是一片标志着合作共存可能性的绿洲。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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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一年延期，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以“空场奥运”的方式在7月23日启幕。

去年3月，理查德•庞德是最早公开表态支持东京奥运会延期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这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前副主席回忆称，当时奥运会筹备工作“正明显滑向深渊”。有人甚至提出，是否应当取消东京奥运会。庞德指出，其实还有另一种没有写进主办协议的选择：延期。

然而，一年后，围绕东京奥运会是否应当举行的争议并未平息。7月12日，东京都第四次因新冠疫情进入紧急状态。即使奥委会采取了取消观众、限制开幕式代表团人数等措施，共同社6月21日的民调显示，86%的受访民众仍担心奥运会将导致疫情扩散。

国际奥委会前副主席理查德·庞德。本人供图

庞德相信日本政府和东京奥组委的防疫措施，年近八旬的他说：“如果我们认为这是危险的，我们就不会在那里。”对于日本社会的反对之声，庞德相信，一旦奥运会开幕，人们的态度就会转向积极。

疫情并不是国际奥委会面临的唯一困难。当地时间7月9日，欧洲议会通过无约束力议案，呼吁欧洲联盟成员国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不过，庞德相信各国和地区政府不会这么去做，因为历史上抵制奥运会的行动“从未达到其目的”。

资料图：2021年5月7日，日本市民在东京街头抗议，呼吁取消东京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不存在健康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东京奥运会即将开幕，但有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依然反对和担忧举行本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如何看待这种民间的声音？是否会考虑和日本社会加强沟通？

庞德：总会有不同声音。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前夕，也有很多有关健康风险的负面信息。有些媒体和研究者称，会有运动员因为雾霾死在奥运村里。但后来奥运会成功举行，证明这种言论只是很疯狂而已。

对国际奥委会来说，我们依赖于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科学和医学知识，基于科学证据对日本政府承诺，保证举行奥运会不会明显增加运动员和日本民众的健康风险。日本政府给出的建议是，国际奥委会只谈论奥运会，而日方会处理有关民众舆论的问题，因为他们更了解日本公众。国际奥委会遵循了这一建议，所以我们不再试图专门向日本公众解释为什么他们不必担心。

我认为公众会改变主意的。一旦奥运会开幕，大家发现国际奥委会组织得力，比赛很有趣，负面意见就会消失了。预计全世界会有50亿人观看奥运会，这将掀起奥运热潮。

中国新闻周刊：国际奥委会委员高斯帕等一些专业人士建议称，在新冠疫情这样的特殊情况下，或许可以由联合国或世卫组织来决定延期或取消奥运会。这可行吗？

庞德：奥运会是国际奥委会举办的活动，是国际奥委会邀请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参加，不是世卫组织，也不是联合国。这些邀请是非政府的。事实上，政府层面唯一正式参与奥运会的时刻，就是主办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可以在开幕式上说一句国际奥委会替他写好的话，就是宣布奥运会开幕。当然，政府工作涉及移民、安全及为奥运会提供的常规服务，但政府不是比赛的组织者。

我们要与体育科学、医学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密切合作，组织地球上最复杂的赛事之一，保证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40多个单项体育组织的参与。这涉及10000多名高水平运动员，而且从来没有错了还能重来的机会。你永远不能对运动员说：“你的100米跑得棒极了，但你介意再跑一次吗？因为刚才我们的计时系统坏了……”总之，国际奥委会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是适当的。

中国新闻周刊：考虑到东京奥运会面临的成本、疫情与公众舆论等方面的挑战，你觉得国际奥委会应该考虑选择一座奥运会的永久主办城市，以解决这些难题吗？

庞德：国际奥委会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奥运会并不仅仅属于一个国家。有些国家，比如危地马拉或洪都拉斯，由于国家体量小、基础设施缺乏等等，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东道国。因而，如果设置永久主办城市，这座城市大概率会在发达国家。然而，谁来维护这些设施？世界很难接受我们将经费永远都投入到一个特定国家。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的发展，新兴国家有参与国际事务的需求，主办奥运会可以满足这种需求。1988年，当我们开始国际奥委会的全球营销计划时，我们基于市场而非奥运奖牌进行工作。所以当时我们没有考虑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奥运参赛大国，因为他们的市场并不发达。但仿佛忽然之间，这些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改变了奥运会的形态。以往90%的奥运会都在欧洲举行，而现在它也在亚洲、南美洲等地举行。

奥运会的发展得益于世界的变化。随着科技发展，世界正在缩小。1896年第一次现代奥运会只有十多个国家参与，那时国际合作与支持还是一项“新发明”，而“国际”的意义也非常有限。如今，交通便利了，人们可以更方便地参加奥运会；通信革命了，我们得以在疫情期间密切开会，保持奥委会工作运转；广播、电视的发明，让全世界可以及时体验奥运会，近距离的镜头与慢动作回放，让全球观众感受到自己成为奥运会的一部分。总之，奥运会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受益的，而世界也都能分享运动员们的奥运经历，这是双向促进的关系，我对奥运会的未来很有信心。

资料图：7月22日，日本东京湾台场滨海公园日落美景引人注目。东京奥运会铁人三项的比赛将在这里举行。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抵制奥运会是短视和消极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亲历了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对莫斯科奥运会、苏联东欧国家对洛杉矶奥运会的大规模抵制行动。现在，一些西方政客再次将抵制奥运会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提出，你觉得那种大规模抵制危机还会再来吗？

庞德：这点上，我倒是乐观的，因为我知道抵制奥运会行不通。如果说抵制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所谓“目标国家”的行为，那么抵制是不起作用的。1980年，部分国家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结果是什么？是苏联继续占领阿富汗达十年之久。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无效的，为什么还要去做呢？

奥运会不是政治行为。我们选择东京、选择北京，都和主办国的政治状况无关，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某种政策，我们考虑的是他们有没有能力把赛会组织好。毫无疑问的是，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都有这个能力。

我们关注的是年轻的运动员们。他们已经为参加奥运会准备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抵制却让他们无法参赛。当一个政客说“我们必须抵制某届奥运会”时，他说的并不是“我们”，而是“你们这些运动员必须抵制，必须放弃自己的梦想，因为我们不满东道国的政策”。这事实上是侵犯运动员自愿参加体育比赛的人权，是毁掉全世界运动员的梦想和希望，是非常短视和消极的。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来表达想法，而不是毁掉自己的运动员。

资料图：7月21日，参加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的选手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训练。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中国新闻周刊：在奥委会与各国各地区的政府对话时，那些主张抵制奥运会的政客能被这种观点说服吗？

庞德：既然历史已经表明，抵制是行不通的，那么作为政府，能坚持一个所有人都知道行不通的政策吗？历史上，抵制奥运会从没有实现其政治目标，如果一直做着同样的事，却期待不同的结果，那是这个政府的能力有问题。

当然，政府总会有不同意见，大国间总是存在紧张关系，总是互相反对。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些美国政客开始谈论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时，一些更有经验的人士表示：这是行不通的。

国际奥委会对政府强调的是，抵制不是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可行的外交方式。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都会存在，所以你必须保持一些特殊的渠道，其中一个是奥运会。

为什么要破坏我们自1896年以来——除世界大战期间外——建立起来的独特的全球沟通渠道？奥运会期间，来自所有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不同政治立场的运动员走到一起，和平友好地竞争。在这个复杂的、极化加剧的世界里，奥运会就是一片标志着合作共存可能性的绿洲。

我参加过1960年的奥运会，那是冷战的高潮时期，我们固有的印象中，苏联人和我们是分属于两个世界的人。但当我们看到苏联的游泳运动员像我们一样努力练习，在比赛中像我们一样紧张，我们能意识到他们是与我们一样的人。我们的语言或背景不尽相同，但我们求同存异。

中国新闻周刊：国际奥委会一直是独立的非政府间组织，但在当下的国际形势中，国际奥委会是否更加依赖与各国政府的合作了？

庞德：我们是一个处于政治世界中的体育组织。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明白奥运会或国际奥委会是不可能掌控世界的。但我们的观点是，奥运会在国际层面上是一种沟通手段，在国内层面上则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和体育健康事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努力向全世界解释，奥运会是有其作用的，别忘了这是个有用的工具，我们愿意用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来帮助世界实现这些目标。

所以巴赫主席会去参加G20峰会，国际奥委会也会作为观察员出席联合国大会，而且每年至少作一次大会发言。这些都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尽管我们不会走向政治，但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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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钰涵